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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間，任用賢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自我克制，虛心納諫;還采取了以農(nóng)為本，厲行節(jié)約，休養(yǎng)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等政策，使社會出現(xiàn)了一片安定;并且，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wěn)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年號為“貞觀” ，所以，后世稱這段時間為“貞觀之治”。它為后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chǔ)，將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在《易·系辭下》中，有這樣一句話：“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而唐太宗，的確以自己的尊人克己、從諫如流、唯才是舉，讓百姓得以休養(yǎng)生息，社會得以安寧，最終，呈現(xiàn)出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后人對其評價甚高，說他是“中國歷史上一代英主”。

而歷史上，這么多的皇帝，為何他能夠如此“特殊”?

所以，就有人指出：他這個位置是搶來的，因此，才得以用政績來“淡化”以前做過的“錯”。說在貞觀二十年，修《晉書》時，聽到一些人對其“貞觀之治”和“玄武門之變”的談?wù)?。唐太宗很是感慨，人們總是對“壞事”記憶猶新，對“好事”倒是聽過就忘。

所以，要改變眾人對他的看法，只有一條道，那就是：更好地治理國家。

最終，唐太宗勵精圖治，在政治上加強對西域等地區(qū)的管轄，在外交上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在軍事上積極平定四夷，在民族關(guān)系上對待少數(shù)民族“愛之如一”，貞觀年間，唐代版圖空前遼闊超過漢宣帝在位時期，至唐高宗龍朔元年達到鼎盛，是時領(lǐng)土東臨於海，西逾蔥嶺，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其實，沒有哪個皇帝希望國家不好，只是個人的見識、治理手段和統(tǒng)治力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走向。而后期的唐太宗，也是一樣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可以說，唐太宗當初這么做，其實，是有著不得已的緊迫感，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人口凋敝，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根據(jù)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zhàn)亂，而隋煬帝造成天下大亂，人口銳減，隋朝“留給”唐朝只有200余萬戶了。這對一個國家而言，尤其是農(nóng)業(yè)社會的國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隱患。

再者，連年征戰(zhàn)，經(jīng)濟極度破壞。每一個朝代在建立初期，都有著類似的情況，基本都會以減免賦稅來刺激經(jīng)濟的發(fā)展。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卻是：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清楚知道老百姓雖為底層，但是，一旦民心散渙國家就會滅亡?？纯春髞韼讉€朝代的開國皇帝，其實，對自個的要求都很高。面對辛苦掙來的天下，他們都是倍加珍惜。只是后人都以為這是正常的，卻在揮霍手中權(quán)力的同時將國家也給禍害了。

當然，唐太宗也有著自己的可取之處，“納諫”就成了他的“標簽”。他為賢是用，不問人才出處。魏徵還曾鼓動李建成謀殺他，他一樣不計前嫌，委以重任。這樣的胸襟，在后來的帝王中，幾乎是看不到的。既然他能包容人，當然，大家就會更加賣力的為其做事，而不只是為了一己之私。

只有君臣共商國家大事，才能廣開言路，避免相互間猜忌，這是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的基礎(chǔ)。而這一前提，就是要求這位皇帝懂得自我克制，簡單來說，就是：將手中權(quán)力的適度下沉。這樣，就形成了他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大家都敢說話了。

這和后來某些個朝代相比，都是天壤之別。唐太宗在位期間，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就魏徵一人，便批評過200多件事。比如：公主出嫁這事，皇后想讓自己的女兒多帶些嫁妝，一般人也只是在背后嘀咕，不會真的去管。但是，魏徵卻比較較真，說：這個違反了禮法，對社會的影響不好。

此話是對的，古代宮廷的婚喪嫁娶，一樣有其制式規(guī)定。換做是一般的皇帝，也就打個哈哈過去了，但是，唐太宗倒是聽進去了。正是這樣的克制，才能維護好自己的形象，進而也穩(wěn)固了朝政。唐太宗很是明白，“犧牲”一點自己的權(quán)力，卻能換來天下的安寧和發(fā)展，其實，這是一樁很劃算的事情。

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對自身的要求頗高，所以，對官員的治理也很重視。由于，自身做的正，官吏自然會各守其職。唐太宗的善于接受批評，其實，就是“監(jiān)督、批評”的言傳身教案例。上行下效，社會風氣自然就會正向，以至于，在他這個時期幾乎鮮有貪污之事。

話說，在魏征死后，唐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可見，對于自己他還是相當清醒的。

然而，唐太宗治國卻與其他朝代“吏治”的思路不太一樣，他并非依靠“法治”，而是以自身言行，肅清了官場的風紀。但是，這并不表示他不重視法律，只不過，不“重刑”罷了。所以，開國后的種種施政方案，都是以不“重蹈覆轍”為前提。

唐太宗走過了隋朝的末年，他的那些臣子們也是一樣，大家都有心建設(shè)一個“新”的秩序。而這，就對他提出了要求。當年，他能鼓動其父造反，內(nèi)心就有著不一樣的想法。所以，他對自己手中的權(quán)力，更多的是偏向了“自我約束”，而在后人看來，這更像是一種“付出”。

其實，后期的一些事情，也都表明了：愛享受似乎是一種天性。有人說，“貞觀之治”之所以能出現(xiàn)，是因為唐太宗可以接受監(jiān)督，自我約束，從而，讓權(quán)力在應(yīng)有的軌道上運行。此話不錯，沒有約束，權(quán)力就會泛濫。但是，如果他至始至終都能約束自己，應(yīng)該可以證明皇家的權(quán)力是可以被“管束”的。

可是，唐太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卻“駁斥”了這一理論。皇家的權(quán)力，服務(wù)的最終還是皇家，至于天下，也是服務(wù)皇家，而治理天下，則是為了更好地服務(wù)皇家。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鑒·唐紀》、《舊唐書·太宗本紀》、《舊唐書·魏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