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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有關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介紹以及它的由來
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非常深遠，這是一個在漢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歷史事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僅開啟了漢代禁錮人們思想的傳統(tǒng)，而且也對于黃老之學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含義就是大力發(fā)展儒學和孔子學說而貶低其他學派的學說，對于其他學派的發(fā)展造成不好的影響。
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這個話題，還應該分兩方面來對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之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學派的發(fā)展，不利于漢代思想的繁榮，也不利于漢代經(jīng)濟文化的多元化，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非常消極的影響的。但是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也有其積極方面，因為漢武帝上任之后，大一統(tǒng)的趨勢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為了維護帝王的權威而出現(xiàn)的，所以漢武帝在采納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后，整個漢代的大一統(tǒng)趨勢大大加強，不僅思想文化得到統(tǒng)一，就連社會生活方面也受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開始呈現(xiàn)出統(tǒng)一趨勢，為漢代統(tǒng)治基礎的奠定打牢基礎。
后來的歷史學家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評價不一，有人認為有消極影響，也有人認為有積極影響，其實這件事在漢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開啟了之后皇帝禁錮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漢代國力大大增強，開始向大一統(tǒng)邁進。
簡述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也成為后來歷史學家考證的熱點話題，根據(jù)史記的記載，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于元光元年提出的，當時這個獨尊儒術理論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他是漢武帝的心腹，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后來被漢武帝很快采納。
關于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這個話題，一直以來就有很多的議論，因為《史記》上的記載是，董仲舒在光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34年第一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從此漢武帝便開始了一系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具體的實行時間沒有在史書上有明確的說明，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只有一個大概的范圍而沒有明確的回答。
后代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就是發(fā)生于公元134年，在這一年中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且接連向漢武帝上了好幾道奏折要求他進行一些有效措施，雖然實施措施的時間不明確，但是獨尊儒術的理論第一次被漢武帝聽到就是在公元134年，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就是公元134年，也就是元光元年。
雖然漢武帝是在公元134年貫徹落實獨尊儒術的理論，但是之后歷史學界并沒有對漢武帝具體實施措施的時間給出明確的回答，所以只能夠猜測漢武帝獨尊儒術時間是在元光元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介紹
一直以來漢代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歷史學家一個難解的話題，現(xiàn)在很多人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出了質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也成為后來人熱議的話題，其實歷史學家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很復雜，其中包括來自漢武帝方面的因素，也包括當時漢代剛剛建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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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了當時歷史走向的一個大方向？
其實，當漢朝發(fā)展到漢武帝時期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成了當時歷史走向的一個大方向。
這是漢朝從形式上統(tǒng)一全國，物理上統(tǒng)一全國，最終到精神上統(tǒng)一全國的一種演進。
首先，漢高祖劉邦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統(tǒng)一全國。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漢高祖劉邦在諸侯中脫穎而出，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2個大一統(tǒng)王朝漢朝。
雖然他繼承的是秦朝的制度，但中央集權的程度和秦朝那是沒辦法比的。
秦朝統(tǒng)一天下之后，全國設立了36個郡，各郡的郡守都是由秦始皇任命，并且向秦始皇直接負責。但漢朝統(tǒng)一天下之后，原來山東六國的土地上，基本上恢復了諸侯國的建制。
當然，這些諸侯國的國君基本上都是劉邦的親戚和勛貴而不是六國舊貴族之后，但畢竟還有非常大的自主權。比如，在封地內可以任免官吏，收取租稅、制造錢幣和擁有軍隊。
所以，除了秦國的舊地之外，當時天下大部分地方還屬于諸侯林立的狀態(tài)，劉邦只是從形式上統(tǒng)一了天下。
七國之亂之后，漢朝從物理上完成了天下的統(tǒng)一。
由于漢初是形式上統(tǒng)一，天下各諸侯國的權力特別大，照這個趨勢發(fā)展下去之后，有一些諸侯國就開始野心勃勃想要奪取天下了。
所以，漢景帝時期爆發(fā)了著名的七國之亂。
當然，七國之亂也和漢景帝想要削弱諸侯國的權利加強中央集權有關系，是漢朝朝廷和地方諸侯國之間矛盾激化的一個產(chǎn)物。
七國之亂平定之后，地方諸侯國的勢力遭到了重創(chuàng)，諸侯國再也沒有能力威脅到漢朝的朝廷了，中央集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讓漢朝從物理上統(tǒng)一了整個天下。
漢武帝完成了精神上的全國統(tǒng)一。
漢武帝繼位的時候，手中的大漢王朝幾乎已經(jīng)可以做到如臂使指，但人們的思想還沒有統(tǒng)一起來。
雖然當時漢朝以儒家和道家的黃老之說為主流，但各種各樣的學說學派仍然在民間有旺盛的生命力。
漢武帝如果想要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思想上就要對全國進行統(tǒng)一。
此時，漢武帝面臨著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和儒家多種學派的選擇。
最終他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這種學說來統(tǒng)一人們的思想。
那么，為什么漢武帝那么喜歡儒家呢?
我的看法是：儒家最符合帝王駕馭萬民。
首先，儒家學說有著血性的一面。
那個時候的儒家學說，可不是宋朝以后的文弱形象，當時儒家也崇尚暴力，并且把暴力變成了一種美學，提倡的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提倡的是“君子之仇，十世而斬”。
這也為漢武帝打匈奴提供了理論指導!
其次，儒家學說提倡忠誠。
從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開始，儒家學說就特別看重晚輩對長輩的忠誠，臣子對君王的忠誠。
所以，孔子看到天下亂成一鍋粥，都不把周天子當回事兒，心里非常憤恨和不滿。
這種學說非常有利于漢武帝駕馭萬民。
最后，儒家非常注重儀式感，顯逼格。
儒家學說，不是孔子生創(chuàng)出來，它的源頭是周朝的禮法制度，比如儒家六藝就是周朝的君子六藝。
孔子在小時候就特別喜歡演練周朝的那些禮儀，所以他的學說儀式感特別強。
當一件事兒儀式感強的時候，就非常顯逼格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已經(jīng)成立了70年，經(jīng)過幾代人的演進，到漢武帝時期自然對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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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看起來并不喜歡儒家思想的人，為何還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
我們知道漢代初年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無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稅賦率，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就是從50%降到約6%，景帝時又改成三十稅一，與民休息。同時改革法律，廢除很多殘酷的刑罰，不能動不動就把人關進監(jiān)獄，砍手砍腳。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時期是黃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稱之為"文景之治"。
那么為什么漢武帝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漢武帝這個人，看起來并不像個喜歡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漢武帝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非常想大有作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擔不了這樣大的壓力，各地開始造反，西漢差一點兒亡在他手里。
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繼續(xù)用黃老之術來作為指導思想。黃老無為，而他是"大有為"。但是也沒法繼續(xù)用法家思想，因為法家思想已經(jīng)臭名昭著。
儒家那種從道不從君的勁頭，其實是讓統(tǒng)治者感覺很不舒服的。換句話說，儒家學說和大一統(tǒng)專制本身，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面貌已經(jīng)不一樣了。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實際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兒子在父親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所以到了漢代，大一統(tǒng)專制制度才變得"剛柔相濟"，初步成熟。這也是漢代統(tǒng)治比較長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華帝國的第一階段——秦漢帝國。以后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主要邏輯，就是外儒內法：外表越來越儒家，本質卻越來越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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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變革，最后卻引發(fā)了朝廷上的內斗
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歲首，一封將深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漢武帝劉徹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弊嗫?。
——《漢書·武帝紀》
正是這封奏疏，開啟了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先聲。因此，對上疏建言的衛(wèi)綰，明代學者楊慎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
綰之相業(yè)，他無聞焉。而此一節(jié)，加于蕭、曹一等矣?！妒贰贩Q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綰之功何可少哉?
——轉引自《史記會注考證》
楊慎以為，就憑這封“罷黜百家”的奏疏，衛(wèi)綰對西漢政治乃至中國歷史的貢獻就要超過蕭何、曹參等名相。這個結論，我私意以為下得或許有些草率。倒不是說“罷黜百家”的奏議不夠分量，正相反，它給予中國歷史的影響，我們無論做怎樣的估計都不嫌過分。
但這份奏議始于誰的主張，《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錯綜復雜，卻很有做一番考據(jù)與推敲的必要。遽然將“罷黜百家”的“版權”歸于衛(wèi)綰，恐難令人信服。《史記·儒林列傳》載：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
——《史記·儒林列傳》
作為一個正統(tǒng)的儒家學者，王臧接受過嚴謹而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是西漢魯《詩》學派的嫡傳嫡子。早在漢景帝時期，王臧就擔任過太子少傅，作為東宮屬僚而與劉徹結下君臣之緣。雖然后來因為史籍失載的某個原因而被免職，但劉徹剛一嗣位，王臧就上書宮掖，再獲恩遇，并于一年之內超遷至郎中令。
至于趙綰，他和王臧同是魯國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夠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與王臧的引薦有關。照《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王臧、趙綰在朝中占據(jù)要職后，儒學對漢武帝的影響力明顯增強，這才引發(fā)了漢武帝詔舉賢良、罷黜百家的后事。
至于罷黜百家的奏疏為什么是以衛(wèi)綰而非王臧、趙綰的名義提出的，這恐怕不能解釋作衛(wèi)綰與王、趙二人所見略同。因為衛(wèi)綰從前就是個在戲車上表演雜技的賤役，不學無術，更談不上對儒學有何洞見。這個人只有一個優(yōu)點——侍君醇謹、絕而二心。司馬遷說：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
想當年，孝景帝為了給未成年的兒子劉徹遴選得力的股肱，可算費盡了心機。功臣如亞夫，戚屬如竇嬰，孝景帝對他們都不放心，最終獨把這個忠貞不二的衛(wèi)綰指給兒子，以為將來新朝的輔相之選。此次衛(wèi)綰上奏，要求罷黜百家，我推測更有可能是出于漢武帝的授意。
換句話說是王臧、趙綰引導漢武帝服膺儒學在先，而后漢武帝遂有了罷黜百家的念頭。只不過這個動議由衛(wèi)綰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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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發(fā)布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政策目的何在？
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tǒng)”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從此以后，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tǒng)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獨尊儒術在最初起到了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輿論、穩(wěn)定國家的作用，但后來卻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禁錮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fā)展，特別是個性思想。但是你們知道為什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真實原因是什么嗎?
仁人志士中的第一個，也是最偉大最有成就的一個，當然就是孔子。如以舊日的禮法制度來論，孔子可說是一位點石成金的守舊派?？鬃友垡姶髲B將傾、滿目瘡痍，這不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問題，要挽狂瀾，唯有重建傳統(tǒng)禮法，恢復全面的秩序，從這一點我們說孔子是守舊派。但他這守舊，并不是頑固的復古，而是保留舊有的形式，賦予了高深的意義、進步的內容。唯其有進步的內容，才能解決新的問題;唯其有高深的意義，才有追求的價值。這正是孔子點石成金的高明手段——以“述”為作。
在已有條件下最優(yōu)的適應獨尊儒術是帶來益處的，解決了思想混亂減少了不必要的社會消耗，保持長時間的大一統(tǒng)行政提供可靠的依據(jù)。最大限度的提升了人口上限，獲得至今仍受益的人口紅利?；蛟S這才是中國文明不是古文明的最可能原因!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目的有很多，對董仲舒?zhèn)€人而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理論是他升官發(fā)財?shù)闹饕ぞ?，也是他討得皇帝歡心的工具，而對于漢武帝來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好迎合了他大一統(tǒng)發(fā)展的需要，所以漢武帝必須要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所以綜合來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目的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漢武帝為了維護自己的王權統(tǒng)治。
對歷代最高統(tǒng)治家族鞏固自己的地位有利。對普通百姓不利，對社會的進步大大不利。華夏人民思想的落后始于獨尊儒術，統(tǒng)治者培養(yǎng)犬儒，但是這個時候儒學是文武兼修落后不是很明顯，到了宋朝自廢武功，程朱理學對儒學的進一步扭曲，形成奴性很重的“傳統(tǒng)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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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武帝只在表面承認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提出來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卻只是在表面承認了儒家的社會地位，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儒家依然不受待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漢元帝時期，儒家才真正在政治上崛起。如果說秦朝政治是法家為主導思想，那么漢朝政治主導思想就是由法家到儒家的演變過程。
我們常說漢承秦制，但實際上，漢朝只是將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保留了下來，但是漢朝也對自己的官僚制度做了本土化的調整，其中調整最大的就是三公中丞相的地位。
漢朝的丞相中，最著名的就是漢初的蕭何。蕭何在幫助漢高祖劉邦，建立大漢王朝后，被委以重任。在劉邦死后，還輔佐了劉邦的繼任者漢惠帝一段時間，可謂是位極人臣。
不過縱觀整個漢朝時期，大部分的丞相都很憋屈，甚至有不少丞相都不得善終。
西漢在武帝時期產(chǎn)生了內外朝制度。就是將當時中央行政機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皇帝近側的內朝，內朝官員官位普遍不高，但卻負責檢閱篩選奏章，有直接向皇帝獻策的權力，并且負責傳遞皇帝的決策;另一部分就是原本三公所代表的外朝，武帝將三公，尤其是丞相的權力大大削弱，將決策權交給了內朝，而外朝僅保留了執(zhí)行權。
后來到了漢昭帝、漢宣帝時期，丞相連執(zhí)行權都沒了。丞相，成了一個調節(jié)德運風水的職位。
武帝時期，采取了董仲舒的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使得原本在秦朝備受打壓的儒家，開始走上了政治前臺。
不過在這個時期，雖然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八個字擲地有聲，讓我們覺得儒家終于開始成為國家正統(tǒng)思想，其他學說真的被罷黜了，但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此時的儒家只是在名義上走向了前臺，但還不是事實上的主流學派，在政治上不是主導力量。儒家真正成為國家主流，還要等到漢元帝時期。
漢武帝時期，推崇的其實是和秦始皇一樣的法家。漢武帝與秦始皇一樣追求中央集權，他也與秦始皇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不過他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訓，手段比秦始皇更加高明，也更加隱蔽，他的做法是：為法家穿上了儒家的外衣。
漢武帝一方面在全國各地推舉賢良與孝廉，提高儒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重用一大批法家官僚——酷吏。
武帝時期共十三位丞相，只有公孫弘一人順利度過他的職業(yè)生涯，在丞相位置上壽終正寢，其他人下場都很慘，要么被免職，要么被斬首。
公孫弘非常明白，一直努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漢武帝需要一個怎樣的丞相，所以他秉持著無為理念行事，他在任期間，就是請賢論事和供養(yǎng)門客，其余什么也不做。而他之所以從那么多的官吏中脫穎而出，主要得益于他儒生的身份和他的名聲。
而所謂的酷吏，是指執(zhí)法時不摻雜私情，忠于國家法律，無條件服從皇帝命令的官吏。史記中《酷吏列傳》記載了11人的傳記，而其中10人來自漢武帝時期。
張湯作為武帝時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在擔任的是廷尉，就是當時的司法部長時，先后審理了淮南王、橫山王、江都王的謀反案。
漢朝由于實行的是郡縣與分封并行的郡國制，中央可以管轄郡縣，但無法干涉諸侯王的事情。追求中央集權的漢武帝，一生都在致力于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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