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陽

生平

　　齊人，西漢散文家。約前206—前129。文帝時，為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于世。吳王陰謀叛亂，鄒陽上書諫止，吳王不聽，因此與枚乘、嚴忌等離吳去梁，為景帝少弟梁孝王門客。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茍合”，后被人誣陷入獄，險被處死。他在獄中上書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命釋放，并尊為上客。

　　鄒陽有文七篇，現(xiàn)存兩篇，即《上書吳王》、《于獄中上書自明》。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于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

　　因他是吳王的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fā)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队讵z中上書自明》，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著激憤感慨。文中反復征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zhàn)國策士說辭氣味?！稘h書·藝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

時代背景

　　漢代立國之后，社會由戰(zhàn)亂轉為安定，農業(yè)獲得穩(wěn)定發(fā)展，國力不斷增強。與此相伴隨的，是文化事業(yè)和文學藝術再度繁榮。漢代君臣多為楚地人，他們在將自己的喜怒哀樂之情和審美感受付諸文學時，便自覺不自覺地采用了《楚辭》所代表的文學樣式，從而創(chuàng)造出漢代文壇獨具風貌的賦。中國文學發(fā)展中一段輝煌的歷史便由此展開了。漢王朝立國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劉邦為代表的統(tǒng)治者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缺乏深刻認識，劉邦曾明確表示不喜歡《詩》、《書》。陸賈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論文啟發(fā)并引導最高統(tǒng)治者總結前代王朝興衰成敗的經(jīng)驗教訓，同時，陸賈也運用賦抒發(fā)情志，為漢代文學創(chuàng)作揭開了序幕。

　　漢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備陸賈那種精神、氣質，他們集縱橫家、文學家的品格于一身。他們的修養(yǎng)、素質對漢初文學風貌的形成影響至深。同陸賈最為接近的作家當屬賈誼，他是促進漢代文學繁榮期早日到來的最重要的作家。漢初為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劉氏集團先后消滅了具有實力的異姓諸侯，而廣建同姓諸侯。這些劉氏宗親不具備秦以前諸侯那樣獨立王國的地位，卻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不能像戰(zhàn)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于是，便向著經(jīng)濟、文化、享樂方面發(fā)展。此時的諸侯國，還有養(yǎng)士的遺風。大國諸侯多禮賢下士，延攬人材。當時諸侯國的賓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則將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方面。漢初的劉氏宗親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劉氏子孫以文學見于歷史記載者有多人。

　　梁孝王去世和漢武帝繼位，是漢代文學由初期進入盛期的轉折點。它掀開了漢代盛世的帷幔，同時，也開始了漢代文壇的新紀元。武帝少時即好文學，即位之后，對文學之士的親幸，對文學事業(yè)的熱心推動，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時文壇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侍從群體。這個時期，不僅作家隊伍壯大，所作賦的數(shù)量也多于其他時代，而且作品題材廣泛，藝術水平較高，特別是出現(xiàn)了一批足以代表這個輝煌時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壇，是漢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主要經(jīng)歷

諫吳王書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jīng)濟逐漸恢復發(fā)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承秦之衰，為了迅速恢復被戰(zhàn)爭破壞的社會經(jīng)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說，實行無為而治。到文帝、景帝時期，經(jīng)濟上，社會生產力有所發(fā)展，出現(xiàn)了封建史家所艷稱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劉漢皇朝日加鞏固，但諸侯王的勢力也在擴張，分裂因素不斷增加;思想文化上，諸子之學復起，士人的活動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不比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任意馳騁，“合則留，不合則去”，但也可以講議集論，著書立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約于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即莊忌，為避漢明帝劉莊名諱改)等先后應聘至富庶的吳國。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漢初封于吳地3郡53城，地理位置優(yōu)越，擅漁、鹽、銅山之利，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實力已經(jīng)相當強大。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鄒陽至吳之后，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盤)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guī)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fā)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盡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從《諫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的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思想。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zhàn)國游士的風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聯(lián)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fā)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梁國。梁孝王劉武為漢景帝同母弟，原為代王，后改封淮陽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為梁王。因仁慈孝順，被追謚為孝王，后人稱之為梁孝王。在七國之亂時，梁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tǒng)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勢“擬于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梁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梁孝王在謀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余人。
　　鄒陽死后，歸葬故里臨淄。在清朝咸豐元年(1851)正月，臨淄知縣鄒崇孟立漢鄒陽故里碑?！杜R淄縣志》有記載：“鄒陽故里，在辛店莊，有碑尚存?！北脑唬骸按笄逑特S元年正月，‘漢鄒陽故里’，臨淄縣知縣鄒崇孟”。后人有詩曰：“招賢納士漢梁王，善辯鄒陽是智囊；總有小人羊勝妒，一腔血淚著華章。”

上書洗冤
　　起初，梁孝王謀議殺袁盎等大臣時，鄒陽持反對態(tài)度。羊勝、公孫詭本來嫉妒鄒陽之才，于是就利用機會向梁王進讒言，導致鄒陽下獄論死。鄒陽“恐死而負累”，留下惡名，為后人所詬病，就從獄中上書梁孝王，即《獄中上梁孝王書》，以自我表白。這是一篇為自己辯誣的作品，當是時，鄒陽“情至窘迫”(《古文觀止·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文后評語)，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聽信讒言將其下獄，若直說自己無罪，則等于直斥梁王昏聵，處境將更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將梁孝王偏信讒言說明，則又無以自白無辜。為此，鄒陽采用了高超的表達技巧，首先拈出“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從“忠、信”二字入手，避開正面指斥，廣征史實，論“讒毀”之禍，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跡。接著，從知人與不知人處落墨，說明要知人就不能聽信讒言，而應警惕黨人橫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為證，勸諫梁孝王真正信用賢才，“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為所用。該文比物連類，文采飛揚，詞多偶儷，語意層見復出，情意懇懇；又鋪張揚厲，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給人以戰(zhàn)國縱橫家的韻致。雖然文章所論忠信，觀念陳舊，但仍不失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觀止》。
　　梁孝王看到鄒陽的上書大受感動，馬上釋其出獄，并向他深詞謝罪。當時，梁孝王派人刺殺袁盎等大臣的陰謀已經(jīng)敗露，招致漢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滿。羊勝、公孫詭被迫自殺，梁孝王也膽顫心驚，深恐朝廷追究。在這危急關頭，梁孝王覺得鄒陽可用，就令其攜帶千金，設法不讓朝廷追究自己的責任。鄒陽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計見稱的齊人王先生。受其指點，他趕赴長安，見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長君。鄒陽雖為梁孝王說項，卻處處站在王長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聳聽，終于說服了他。然后王長君出面，說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主要著作

　　鄒陽有文七篇，現(xiàn)存兩篇，即《上書吳王》、《于獄中上書自明》。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于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fā)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獄中上梁王書》，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著激憤感慨。文中反復征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zhàn)國策士說辭氣味?！稘h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