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窈窕燕姬年十五

1906年初，王國維從蘇州的江蘇師范學(xué)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學(xué)部圖書局任職。因一時尚難安定，故與羅振玉之婿劉季英——《老殘游記》作者劉鶚之子，同住在羅振玉家。羅家有個男仆叫馮友，喜歡上一個旗人洗衣女子，這女子也常去羅府。劉季英便戲吟出兩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慣曳長裾，不作纖纖步?！笨赡芤粫r沒寫成，也可能后來失了興致，這兩句就一直被壓在硯臺下面。王國維偶然看到這兩句，覺得寫得很有神韻，當(dāng)然他也知道這兩句背后的故事，據(jù)此足成《蝶戀花》一首（參龍峨精靈《觀堂別傳》）。詞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慣曳長裾，不作纖纖步。眾里嫣然通一顧，人間顏色如塵土。 一樹亭亭花乍吐，除卻天然，欲贈渾無語。當(dāng)面吳娘夸善舞，可憐總被腰肢誤。

大概在這首詞創(chuàng)作后不久，王國維就將其編入《人間詞甲稿》，發(fā)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這也是少數(shù)寫于北京卻被收入甲稿的詞作之一。后來，王國維應(yīng)吳昌綬之請，將之前發(fā)表的《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進(jìn)行刪訂整合，并補(bǔ)充甲乙稿發(fā)表后所寫，手寫一本《人間詞》，這首《蝶戀花》仍在其中。

龍峨精靈即劉蕙孫，乃劉季英之子。因為有了劉蕙孫的追記，使得這首詞的本事變得很明確了。雖然劉蕙孫在后來寫的《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一文中關(guān)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變化，譬如與馮友的關(guān)系便沒有再提，旗女的身份雖然沒有變，但前者說是洗衣女子，后來說是一家賣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關(guān)于這首詞的創(chuàng)作，也變成劉季英與王國維因為經(jīng)常同時出門，總是看著這個大腳的旗女，便起了調(diào)侃之心，劉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為靜安所賞，但劉季英無力或無心成篇，遂將此二句奉送靜安，數(shù)日后，靜安續(xù)成此詞。

其實，劉蕙孫后來的文字刪去了旗女與馮友的戀愛關(guān)系，對于解讀這首詞倒是更稱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稱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齡，可能與婚戀有關(guān)以外，此詞本身并無愛情方面的直接描寫，若因為劉蕙孫早期的文字而強(qiáng)作聯(lián)想，也許語境就被刻意支離了。

無論是根據(jù)劉蕙孫的追記，還是直接勘察語境，此詞的核心都是描述這位旗女的“天然”之態(tài)?！疤烊弧钡木唧w表現(xiàn)有三：其一，身材長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樹亭亭花乍吐”，都是狀其身姿有一種自然風(fēng)韻，而“亭亭”二字，尤可見其身材之修長；其二，舉止自然大方，如“慣曳”二句，一方面寫出了旗人慣常的裝束，更以“不作纖纖步”表現(xiàn)出此女并未如漢族女子一般裹腳，而是一種天足，因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纖纖之態(tài)了。蕭艾說：“‘慣曳長裾’，旗裝也?！蛔骼w纖步’，天足也。唯賣漿旗下女子，足以當(dāng)之?！保ā锻鯂S詩詞箋?！罚┦瞧鹾显~境的?！耙贰遍L裾正是為了便于放開步履，再綴一“慣”字，可見其素來天足大步之習(xí)慣。特以“不作”二字，狀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實有藐視傳統(tǒng)的意味，因為“纖纖作細(xì)步，精妙世無雙”（《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來將纖纖細(xì)步視為女性柔婉品性之體現(xiàn)。其三，笑容燦爛之美?！版倘弧笔敲鑼懫湫v迷人之狀。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之句，《文選》注即以“笑貌”來解釋“嫣”字，陽城、下蔡皆為古地名，宋玉極言其笑容之美在當(dāng)?shù)匾鸬年P(guān)注和震動情形。

王國維寫這種“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寫之外，還非常注重對比的寫法。

上闋是將旗女與“人間”的女子群體作對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現(xiàn)，就覺得其他女子不堪與比，黯然失色了，因為那種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脫俗。這一層對比其實已經(jīng)將旗女之美拔出在眾女之上?！巴ㄒ活櫋奔醋屑?xì)看一遍的意思。陳師道《小放歌行》詩云：“春風(fēng)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這首詩素被視為是陳師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盡力展現(xiàn)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簾通一顧”了，目的是讓“君”看分明。王國維當(dāng)然不一定就是這個意思了。陳師道詩之“通一顧”乃自炫之意，王國維詞之“通一顧”不過是為了與人間的美女更多地進(jìn)行比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顏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長恨歌》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比碎g這些平?？磥眍H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見絀，可見此旗女的美確實不同凡響。

下闋則將燕姬與吳娘進(jìn)行地域性的對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詩十九首》即有“燕趙多佳人”之句。而吳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蘇州一帶的女子。王國維此詞雖然作于北京，但也是從蘇州離開不久，故吳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蘇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憶江南》有“吳娃雙舞醉芙蓉”之句，極力形容吳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細(xì)腰，此細(xì)腰往往非天然長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訓(xùn)練而成，故此細(xì)腰多失自然之美。《韓非子》即有“楚靈王好細(xì)腰，而國中多餓人”之說，可見此細(xì)腰背后其實飽含著心酸。且吳娃雙舞，多因酒宴助興而起，為取悅客人，自是極力表演。而一旦與“表演”有了關(guān)系，“天然”的韻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國維《留園玉蘭花》也有“窈窕吳娘自矜許，卻來花底羞無語”之句，這種“矜許”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雖或因一時之興，曾當(dāng)吳娘面夸其舞藝精湛，而吳娘遂因之更加賣力，渾然忘卻“天然”之美實遠(yuǎn)在表演之上。

“除卻天然，欲贈渾無語”乃是對此旗女的點睛之筆。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國維真是用盡筆墨，在鋪張中強(qiáng)化，在強(qiáng)化中點題，將一個長相出眾、身姿綽約修長、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來。這樣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詩詞中其實是并不多見的。劉季英和王國維固然是因一時之興而作，或不無雅謔之意，但客觀上呈現(xiàn)出來的這一種女性美卻也一新耳目。

如果僅從字面上勘察這首《蝶戀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圓融自如的。劉季英或許只是欣賞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體態(tài)的描寫上。而王國維不僅用對比的手法將此旗女之美予以強(qiáng)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這種美之特質(zhì)，則說此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國維的審美觀，當(dāng)然是合乎情理的。陳永正說：“本詞也可以作一篇詞論讀?！保ā锻鯂S詩詞全編校注》）葉嘉瑩認(rèn)為此詞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潛能，“很可能是王氏將自己的為人修養(yǎng)與論詞之見解的兩種抽象情思化為具象之表達(dá)的‘造境’之作”（葉嘉瑩、安易《王國維詞新釋輯評》）。而在我看來，這首詞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詞論，而完全可以視為在審美觀念上以“天然”為旨?xì)w的一篇文學(xué)通論。參諸王國維其他論詩詞曲之語，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

王國維對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見乎詞。他在《宋元戲曲考》中曾將元曲視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xué)”，又說：“古今之大文學(xué)，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于元曲?！笨梢姡白匀弧蹦耸峭鯂S對文學(xué)經(jīng)典的一種基本認(rèn)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為那些作者在創(chuàng)作雜劇時，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譽，也沒有如司馬遷一樣要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后人”（《報任安書》），以獲后世之共鳴?！氨艘砸馀d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乘興而作，是他們筆下文字自然真實、活潑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戀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賞，而是一種乘興的姿態(tài)，故深得王國維欣賞。

比《宋元戲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間詞話》，雖然以境界說馳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關(guān)于造境與寫境之分，寫境本自然而來，造境也必合乎自然，這是王國維明確要求過的。他評價姜夔的詞雖然“格韻高絕”，但畢竟讀來如霧里看花，終究相隔一層，他把“不隔”作為詞之審美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也是心中懸著“自然”的緣故。清代詞人納蘭性德被王國維視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原因無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論這些具體品評，王國維關(guān)于“大家之作”的總結(jié)性意見，也不過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tài)”三句話而已，而每一句都關(guān)合著“自然”的要義。明乎上述種種，可見王國維對“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貫的，則其對生活中所遇見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會多一份關(guān)注和青睞，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為他反對“矯揉妝束之態(tài)”，則其對吳娘善舞卻為腰肢所誤，自可對應(yīng)來看。

《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皆撰于此《蝶戀花》之后，我們固然可以將此二書對自然之美的推崇視為是《蝶戀花》對“天然”之美特加賞愛的延續(xù)。但若由《蝶戀花》一詞追溯其源，則王國維此前所撰《文學(xué)小言》一組17則，就特別值得關(guān)注了。

作為早期文學(xué)觀念的集中表述，王國維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學(xué)者，游戲的事業(yè)也”之說，而所謂“游戲”，就是排除了利祿的誘惑和刻意修飾的藝術(shù)。所以在王國維的語境中，“的文學(xué)”“文繡的文學(xué)”，都不是真文學(xué)，因為其背離了“游戲”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蘊尤在“真實”二字。真實既是一種人格體現(xiàn)，又是一種藝術(shù)傳達(dá)。王國維把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四人作為中國文學(xué)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偉大之文學(xué)”中包含著“高尚偉大之人格”。這種文學(xué)與人格的合一，在藝術(shù)上的重要體現(xiàn)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實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辭人便不免愈趨而下了。

很顯然，《文學(xué)小言》的文學(xué)觀念，在這首《蝶戀花》中有著生動的回響。王國維以一個旗女的“天然”之美，與有著“妝束”“文繡”嫌疑的吳娘之舞對照而言，再度將“自然”之韻致彰顯出來，并在此后的《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中繼續(xù)拓展深化這一話題。由這一理論的演繹過程，也可見出《蝶戀花》一詞在這種審美思想前后綰合中的特別意義。